1956年6月的一天，几名朝鲜高级官员神神秘秘地来到位于平壤的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一行人中以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金枓奉为首，包括了崔昌益副相、朴昌玉副相、尹公钦商业相等一众大咖。此次他们来苏联驻朝大使馆会见，是为了商讨一个惊天大计划。之所以挑中这个时间点谋划，是因为金日成从月初便开始出访，将先后赴苏联、波兰和东德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经济援助。改革派在策划期间不时在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会见，图为改建后的俄罗斯大使馆。这批谋划大事的人分为两个明显派系——“延安派”和“苏联派”，他们合称为朝鲜内部的“改革派”。其中，金枓奉、崔昌益等人为亲华的一派，他们大都是三十年代在延安参与革命的朝鲜族人；朴昌玉、金承化等则是亲苏联的，大都有过留苏的经历。这两派虽然在对外事务上有所分歧，但在朝鲜国内面对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时却是空前团结。话说回来，其实当年我方本想支持延安派成员武亭（1904-1952，朝鲜战争时期被金日成以“未能把守平壤”为由免职）成为朝鲜领导人，但斯大林强烈支持金日成上位，最终苏联获胜。在此次谋划中，改革派的一帮老同志们显然低估了金日成，他们并不清楚眼前这个四十四岁的后辈是一个手腕多么老辣的人。改革派考虑到自己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议席占优，且外有中苏两大强国的支持，最终拟定了下面这样一个方案——1. 在当年（1956年）8月2日至4日举行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上发起弹劾。2. 依据《朝鲜劳动党章程》，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新的最高领导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其简单且轻敌的方案，两派老人们也因此搭上了一切。改革派之所以一定要推动这次行动，除了金日成大肆推行斯大林式的个人形象塑造、给自己安插一堆“百战百胜钢铁统帅”的头衔外，也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游击队派”的巨大威胁。就在一年前，拥有军权的延安派代表朴一禹被强势处理——朴在朝鲜战争期间任内务相兼联合司令部副政治委员，是平壤政府与北京的联络员。连身份如此特殊的朴一禹都无法幸免，这不得不让大家破釜沉舟一战。在决定最终下手前，改革派两方各自派人和中国、苏联做了大量沟通。“苏联派”成员李相朝（朝鲜驻苏联大使）向莫斯科反复游说，最终克里姆林宫不但批判了平壤当局，而且整体上赞同了此次行动。“延安派”则多次到访中国驻朝大使馆，并和使馆职员取得秘密联系；出于朝鲜战争期间的种种恩怨以及对“延安派”被清洗感到不满，中方明确表示了对此次行动的支持。在得到中苏两国的同意后，尹公钦于8月2日通过大使馆告知苏方已部署好一切。一星期后，驻莫斯科的李相朝向苏联官员表示，他们已议定好几名替代人选，一旦起事成功，会把当事人流放到海外。改革派领导人不曾想到的是，金日成对他们的行动其实了如指掌。早在出访前夕，后者便接到密告，得知副相崔昌益等人有异动。这位关键的“告密人”是时任内务省护卫局局长、日后朝鲜军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李乙雪，他为金日成挫败此次发难起到重要作用。另一位立下汗马功劳的是南日，南日是“苏联派”成员，但在事发前夕选择支持金日成。南日后来也成为朝鲜重臣，因牵扯进夺嫡，1976年3月7日在地方视察时遭遇交通事故身亡。一般认为是因南日支持金平一（金正日同父异母兄弟）上位，故被金正日除去。1956年8月30日，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平壤艺术剧场开幕。原定的议程为金日成先汇报其出访东欧各国的工作总结，然后由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报告改进国内人民保健的工作事宜。他首先对自己搞的那一套“百战百胜钢铁统帅”做了解释，以避免成为被攻击的靶子（同年2月在莫斯科的苏共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以此为由掀起对斯大林的批判）。
话音未落，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李锺玉和咸镜北道委员长金泰根便起立表示对该言论的赞同，一副有备而来的架势。原本改革派成员准备攻击他的一个关键点，就这样被率先打上“预防针”。第一个发言的是商业相尹公钦，他批评金日成已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又认为劳动党委员长不应由像他这般不负责任的人来担任。然而尹公钦的发言并未能得到各委员会成员的认同，反引来大量的骂声。金日成立即给他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尹公钦被禁言并当场夺去党籍。随后南日、财相李周渊等人开始将火力对准改革派领导人，批判他们“吃里扒外”。每当改革派成员准备辩护发言的时候，就会被事先安排好的骂声和嘘声打断，现场一团糟。尹公钦在驾车到苏联大使馆寻求庇护未果后，与多名延安派成员一起驾车北上。翌日，他们乘渔船越过鸭绿江来到中国丹东，最终抵达北京，而他们也几乎是唯一一批逃掉的改革派高官。会议的第二天，即8月31日，所有的改革派成员全部被拿下。随着尹公钦等人的潜逃和苏联大使馆被挤爆，中苏意识到改革派的行动已经失败。为了避免朝鲜局势走向失控，北京和莫斯科决定派出一个“联合代表团”前赴平壤，意在对金日成施压，要求他放弃对改革派成员的清洗。此行，中苏联合代表团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一旦对方不服软，则考虑将其直接废掉。为何中苏两国有这个底气呢？
因为朝鲜战争停战后，仍有大批志愿军驻扎在朝鲜。
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至1956年初，驻朝志愿军有第1、16、21、23、54共五个军，另有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大批直属部队。
9月19日，由彭德怀和米高扬率领的代表团抵达平壤，金日成对于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很不开心，鲜有地拒绝接送。当天，中苏代表和他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最终的结果是基本接受了代表团的要求——不但恢复了崔昌益和朴昌玉的官职，也恢复了尹公钦、徐辉等人的党籍，然后召开全会发表了一通“保持团结”之类的讲话云云。一番表演下来，中苏双方表示很满意，没有实行“最坏的预案”，于9月22日启程回国。然而一颗仇恨的种子早已埋下，避过风头后，朝鲜于1957年夏季开始了一场为期一年的万人大肃清。期间，亲苏和亲中的两位代表人物朴昌玉和崔昌益，均以“协助美国日本从事间谍任务”为由被枪决。为了清扫苏联的影响，朝鲜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废除俄语教程、禁播苏联话剧，培养所谓的“主体意识”。除了与中苏交恶外，朝鲜还试图挑拨两位大哥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的朝鲜外交部不断散播诸如“中国对苏联处理东欧某某事件有看法”等不利于中方的消息，搞得鸡飞狗跳。直到中苏矛盾爆发和志愿军撤回国后，中国出于拉拢朝鲜的需要，双方关系才开始缓和。至于苏联，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朝鲜在其台面上的分量实在太轻了。赫鲁晓夫根本就不在乎平壤这盘小菜，也懒得理会他那些小动作和小打小闹，更不要说去哄他。苏朝疏远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才逐渐得以改善。半个多世纪后，当我们回首1956年在平壤发生的这场风波，对于历史画卷中的中苏两国来说只能算是一次外交事务中的小涟漪。与日后的中苏论战、珍宝岛、尼克松访华等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相比，不值一提。